【专家观点】金海年：国家创新体系与新型举国体制
【专家观点】金海年：国家创新体系与新型举国体制一是社会进步的实质基础。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不是财富决定的。现代社会的普通老百姓，有电灯、彩电、冰箱、空调、暖气、手机，能坐汽车、飞机、高铁，有现代医疗技术，生活质量和水平高于当年的康熙皇帝、唐太宗、汉武帝，预期寿命大幅提高，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不是因为现在的老百姓比皇帝拥有更多的财富，而是因为科技创新。
二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罗马俱乐部在1972年根据人口的增长和资源的有限性，提出到20世纪末世界经济将面临增长的极限。后来实际发生的事实推翻了这个分析，就是因为罗马俱乐部当时没有发现增长的可持续性实际来自不断的创新。经济增长一方面来自整个规模的增长，另一方面来自人均需求的增长。对每一类产品的人均需求是有极限的，人均需求的不断增长只能源于产品种类的创新增加，即内涵结构的增长，另外质的提升也非常重要。计划经济相比市场经济，最大的缺陷不是效率和竞争，而是创新，真正的原始创新是无法计划出来的，要靠企业家、科学家，要靠人民群众自发的、多样性的创造力。
从创新到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离不开两个重要的环节：一是资本推动科技创新，二是经济商业模式的创新实现科技创新成果的普及和普惠。
熊彼特在1912年的《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了“创造性的破坏”，把创新划分成5种：一是开发新产品，二是发明新技术，三是开辟新市场，四是发现新材料，五是创立新组织。
第一类是需求创新，也就是熊彼得说的产品创新。新产品产生了新需求，比如电灯电器的发明，计算机、互联网、手机的发明，创造了新需求，创造了新行业新产业。这类创新是最重要的创新，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基础，但这类创新不是均匀发生的，而是难以预料的阶段爆发式的。
第二类是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也就是熊彼得说的第2种和第5种创新。这类创新提高了效率，提高了生产率，增加了产量、降低了成本，因而扩大了需求范围和规模，促进了消费普及。最经典的案例就是福特汽车，通过流水线技术的发明，大大降低了汽车的生产成本，也明显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提升了工人的工资水平，促使汽车从贵族奢侈品变成大众消费品，汽车的市场大大扩大，企业的收入也实现了跨越。
第三类是升级创新，包括熊彼得第4种创新。例如从煤到石油的能源动力，从黑白电视到彩电，从BP机、普通手机到智能手机，这类创新虽然没有创造一个全新的市场，但提升了供给的内涵和质量，也使得消费者能够不断购买升级换代产品，对需求侧有质量和功能提升的益处，对供给侧有持续收益的回报。
第四类是开辟新市场，就是熊彼特的第3种创新。例如发现新、加入WTO等等，尤其是全球化。无论是市场空间的扩展，还是市场目标群体的拓展，都能带来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但这方面的增长具有明显的上限。
2014年我在《财政研究》发表了“新供给经济增长理论”，创建了独立经济体的高速增长模型，提出增长的三大因素：一是恢复性增长，包括疫情等灾害、危机、等衰退后的恢复，这类因素只能带来临时的增长，而且不是真正的进步；二是学习型增长，发展中国家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科技、管理等经验，实质上是内部创新，随着创新模仿的覆盖普及或者模仿学习被限制，这方面的增长很容易达到上限；三是领先型增长，需要真正的原始创新，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发展的转型，必须能够从学习型增长转变为领先型增长。我当时在文中还做了实际的计算，预测未来十年（2014-2023）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将从2013年的7.8%逐步降低到6.3%以下。
我们在《广雅》中发现最早的描述：“创，始也”。《魏书》提到“革弊创新”，《周书》有“创新改旧”。《南史·后妃传上·宋世祖殷淑仪》写到，据《春秋》“仲子非鲁惠公元嫡，尚得考别宫。今贵妃盖天秩之崇班，理应创新”。
英语Innovation一词，“改革、创新”的意思，词根-nov-是新的意思，源于拉丁语novus、nova，新的意思。西方最早的创新一词是古希腊的kainotomia，主要指的是意义上的创新，由kainos（意思是“新”）和激进的tom（意思是“切割”）构成。
美国哈佛、MIT、斯坦福等一流大学招生有个不成文的原则，就是生源文化背景的多样性比成绩更重要。因为创新往往不是来自聪明，而是来自思维方式的突破，和传统的思维不一样，和主流的思维不一样。所以大学招生，既要有中国人、犹太人，还要有印度人、日本人、韩国人等等各种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思维方式的学生。
一是创新就是突破原有的思维。敢于颠覆，否定权威，突破传统，应当包容多元化的思维和多样化的主体。
二是勇于尝试。创新不仅需要想法，更需要及时实践，要鼓励失败、包容风险、勇当异类，创新和真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来自少数。
三是个体风险和整体成功的整合。对于个体或一个企业，创新有很大的风险，对于投资人或者国家，投资一个方向，就要覆盖赛道，正如当年的摩根投资，既投生的直流电，也投特斯拉的交流电，既投特斯拉的无线电，也投马可尼的无线电，一个方向上有多条技术路线，投资要覆盖赛道，整体就会成功，对于国家更是如此。
四是创新需要足够长的过程。创新的实现包括基础研究的起始环节，需要科研资金、政府资金与市场资本的衔接，需要知识产权等创新激励与保护的机制，但最重要的还是长期连续的研究和投资环境，包括大学的长期稳定和资本市场的制度发展的连续性。一个科技创新从创意到产品的过程，往往8-10年才会有成功回报。如果没有连续可预期的投资制度环境，投资人不敢做长期的考虑；如果大学没有长期稳定的研究管理体系和研究传承，也很难实现研究成果的积累传承。
纵观人类近现代创新进步的历史，资本扮演了不可缺少的角色。14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主要来自于美第奇家族资本的推动，资助了达芬奇、拉菲尔、米开朗基罗，直到16世纪-17世纪的伽利略也是美第奇家族资本的资助；到了大航海时代，哥伦布的寻找东方新航路的商业计划得到了西班牙女王的资助，与国家资本签署了对赌协议，最终发现了美洲；瓦特得到了产业资本博尔顿的资助改进发明了蒸汽机，拉开了第一次工业的帷幕；在第二次工业时期，生得到摩根投资经过两千多次实验发明了电灯；而后摩根投资同时投资了生的直流电和特斯拉的交流电，推动了人类进入到电气时代；摩根投资继续同时资助特斯拉和马可尼促成了无线年美国出台《银行法》，将投行业务从银行中分离出来，迫使大摩作为最早的一批投行专门推动新产业新行业的性创新；而信息时代，更是由于硅谷的风险资本的进一步专业分化。
总结人类近现代科技创新的历史，投资起到了重要的决定性作用。资本承担了创新的风险，也获得了创新的回报。资本与产业不同，产业企业家直接去创新，面临着选择失败的风险，而资本可以在看好的方向上投资多家创新企业，既资助了创新的过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创新失败的风险，最终也获得了应有的回报。
从历史实践上看，创新总体上有三个来源：一是产业需求，二是国家需求，三是个人的好奇和寻求真理的需求。
这三方面的创新源泉在国家资本、产业资本、风险资本和长期资本的支撑下，经过科研院校、企业研发和国家机构的研发工作，从基础科研，到概念原型、技术可行性、经济可行性直到商业可行性，最终将科技创新的成果转化成商业应用、公共应用和国家政府以及军事的应用，经过市场经济将这些成果普及、普惠到最广大老百姓的家庭。
一是中国的两弹一星模式。以研制两弹一星为目标，国家设立中科院等研究机构，举全国之力用了很短的时间实现了目标，最终树立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
二是高通模式。高通以产业的关键技术环节的专利为核心，将专利技术等知识产权和芯片等硬件的设计与制造结合，形成其核心产品，出售给下游集成制造商。
三是科技生态模式。以IBM+WINTEL+ORACLE产业链上下游的组合为代表，INTEL提供CPU，IBM提供整机，微软提供操作系统，ORACLE提供数据库，以及各类应用软件提供商，形成了整个产业的生态体系，每个环节都在创新，共同推动了产业的整体创新进步。
四是硅谷&斯坦福模式。通过投资机构把大学和企业结合在一起，风险资本资助老师或同学进行科技创新创业，在斯坦福大学旁边的硅谷聚集了大量的创投资本和创业公司，开启了伟大的IT时代，孕育了惠普、思科、微软、英特尔、甲骨文、谷歌、FaceBook等大量高科技公司，也开创了风险投资这个新行业。
一个国家的创新，总的可以用一个公式表示：人才基数*教育质量*职业导向*创新概率与效率*长期积累=创新产出。
人才基数由人口规模及其智商和勤奋决定。我国人口多、智商高而且最勤奋，相比亚洲其他国家、欧洲、美洲等各国都有明显的优势。
教育质量既包括科学素养，也包括创造力。我国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人才，普遍数理化等科学知识水平较高，但在创造力方面有待进一步的探索。
职业导向，是指巨大人口基数培养出来的高素质人才，是从事科学研究、企业的价值创造还是其他的职业？如果一个国家或者社会里主流的精英首选科研或企业，那么这个国家或社会的价值创造一定处于最佳水平。同时科研和市场环境是不是对全球的人才具有吸引力，就决定了这个国家或社会的创新水平在国际上的地位和排名。
创新不同于工业时代的大生产，不是大量投资就能按计划生产出来的。所有的创新都是有突发性的，既有积累和传承的因素，也有偶然性的因素。创新的原始创意产生后，也需要资本、产业的孕育机制来进行转化。
最后，创新需要一个长期积累进步的过程。在大学里，有许多重要的创新工作需要摈弃急功近利的机制和思维，需要有多年坐冷板凳的耐心和恒心，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可能取得突破。日本2001年出台《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提出“日本要在21世纪前50年获得30个诺贝尔奖”的目标，截至2022年，已有28个日本人获得了诺贝尔奖，其中21世纪已有20人获奖，日本科学家从成果发表到获奖的平均时间为24年，最长的有48年。日本高校的科研考核与评价体系支持长期学术研究，对产出的时限和数量都有极高的容忍度，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始于1954年的长达61年的果蝇进化研究。这点非常值得我们借鉴、思考和学习。创新不仅需要科研的连续性，也需要企业发展环境的连续性。日本企业的连续性也居世界之最，其千年企业有21家，500年企业147家，300年企业近2000家，全球最古老的10家企业，日本占9家。企业存续时间长，存续环境稳定，非常有利于创业者的长期思考，非常有利于投资者的长期信心。
第一是制度供给。提供公平正义的制度和秩序保障，进行权利界定，提供国内和国际安全保障，进行收入再分配和扶贫扶弱，规范市场秩序和反垄断，这些都是政府应有的功能甚至是独有的职能。
第二是外部性管理。应对危机，提供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提供各类公共服务，也是政府的责任；提供具有收益外部性的公共服务，如教育、基础科研、基建、生态保护等不宜或无法完全市场化的服务；提供具有成本外部性的公共服务，例如污染防治和碳中和等；
政府也有短板：一是很难进行颠覆性的创新，政府承担了巨大的社会责任，不宜承担颠覆性的巨大风险；二是试错成本高，如果一个科研方向有多条技术路线，而且投资巨大，如果赌错，就不仅是经济损失，可能对国家的损失更加严重；三是不适合高风险高回报，这类事情适合市场做；四是不适合多样化需求和灵活变化。
相比，市场也有其优势：一是适合探索未知的创新；二是反映多样化需求和供求关系的价格机制；三是追求高效、淘汰低效的竞争机制；四是风险承受能力强，适合高风险、高回报，可以分散风险，适应小快灵的特点。
市场的短板也很明显：一是很难处理外部性和提供公共服务；二是不具有保障弱者的职能；三是在均衡机制失效的情况下失灵。
一是目标特点不同。原来的目标主要是两弹一星和重工业等大项目，数量少、目标单一、技术方向确定；现在的目标是多元的，既有芯片等卡脖子问题，也有人工智能、IT硬件软件网络数据、能源、生命科技、航空航天、材料科技等各个方面，有大有小，上中下游，纷繁复杂。
二是需求用户不同。原来主要是国家战略的需求、军事国防的需求；现在既有原来的需求，还有产业的需求、企业的需求和消费者老百姓的需求。
三是复杂性不同。原来主要是破坏性应用，一次性应用，不需要太考虑经济成本和回报；现在的科技创新成果往往只是产业链的一个环节，需要进一步集成应用，例如芯片，还需要进入国内市场甚至国际市场，投入市场应用和消费使用，要充分考虑成本和回报，也要考虑美观、好用和便捷，还要考虑与国际产业链的标准、规范和供应链合作的接轨。例如纳米技术的芯片，核心是ASML的光刻机，这家荷兰公司却受到美国的控制，整个产业链的许多环节都不在美国，不是美国企业，需要多个国家、多个区域的多家企业进行分工合作，这就无法用简单的国产化替代策略来解决。
四是风险不同。原来的两弹一星已经有美国等国的成功方向，虽然有技术封锁，但技术方向大致是确定的，原理更是确定的，基本上不存在不确定性风险，只要投入、攻关即可。现在有些如芯片与原来的有些类似，但缺的是市场实践经验，追赶不是太难，只是需要时间，难点在集成应用的标准规范，但当追赶接近后，面临的是各国都面临的未知性创新，技术路线都是不确定的，风险程度层次完全不同了。
五是追赶节奏不同。原来的创新，升级换代节奏相对较慢，一旦突破，基本就追上了；现在的新科技，升级换代日新月异，这一版本追上了，对手可能又研发到后面几代了，可能一直有数年的代差。
六是经费机制不同。原来靠国家和老百姓勒紧裤腰带，牺牲经济利益，来补贴国家战略利益；现在的创新恰恰是为了大家不必再勒紧裤腰带，就是为了让大家生活得更好，让国家既获得战略价值，又取得经济价值，举国的投入来自举国成果的市场收益，经费机制是良性可持续的。
因此，现在的新型举国体制，主要有以下七个方面的新：一是新的举国丰富内涵，就是举国之力，为了举国，包括国家和人民都是贡献者，也都是受益者；二是新的举国力量，既包括了原来的党政军和科研院校的传统力量，也包括了市场、产业、企业这些新的市场的力量；三是新的可持续的市场机制，取之于市场，用之于市场；四是新的复杂应用，包括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应用，到国内的产业链的分工合作，到国际产业链的大循环、大分工、大合作；五是合作新规则的技术标准化、市场规范化和分工国际化；六是新的风险管理机制，利用资本的力量、利用市场的力量，来分散风险，来对冲风险，利用高回报来激励风险的承担者和成果的贡献者；七是新的举国范围，不仅要发挥国内循环的作用，也要发挥国际大循环的作用，从国家队的骨干作用，到国内人民的群众力量，到国际统一战线举国际之力的最广泛力量。
不要以为美国就没有举国体制，美国反而是利用举国体制的典范。现代科技文明最重要的两项创新——计算机和互联网，都是来自于美方的项目成果。
美国以政府机器、军队国防机构为核心，制定国家战略，提出国家需求，整合包括科研机构、大学、企业、资本等多方社会力量，形成隐形的、更庞大的举国体制，将政府与军队作为首期用户，率先享受举国科研成果，并将首期成果通过产学研资的合作转化到产业界，形成经济可持续的不断创新升级的良性机制。
美国政府通过军方需求和法律法规等有形的手，结合市场激励无形的手，建立了基础科研、核心技术与专利、国家基金与科研基金加风险资本和产业资本、硬件软件应用等全科研与经济结合的举国生态体系，而且从国内的需求引导、资本支撑和市场激励，进一步扩展到全球科教资源PP电子官方网站、企业产业资源、资本资源的整合与控制体系，并以科技、市场和资本为核心，建立了相应的规则与标准体系，实现了对全球创新体系的控制。
我们既要学习借鉴美国模式，也要发挥我们新举国体制的三大优势：一是我们传统举国体制的核心优势，就是党的领导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点；二是我们的人才优势，即14亿人口的规模优势，是美国的4倍，而且更加智慧、勤劳和拼搏，更富有集体主义精神；三是我们的文化优势，历史悠久，是唯一连续不断的古老而又新生的文明，具有和而不同的包容性，是唯一能同时与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友好相处、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文明。
我们应当继续发挥好我们的传统优势，进一步挖掘产学研资政的市场整合优势，将企业家、科学家、投资家、家紧密耦合，以新时代为发展契机，面向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一体化战略，在国内循环把国家意志、国家战略、国家利益和市场利益、资本利益乃至人民利益结合起来，整合国内的力量，同时建立国际统一战线，以世界命运共同体实现世界各国、各大文明在文化、经济与社会等多个层面的合作，打造新型举国体制和新型国际合作发展体系，以中国式现代化催生新的“四大发明”，做出对人类现代科技文明未来和平发展的新贡献，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世界梦。
